当代知识分子是否仍有责任参与公共治理

我有时会感觉包括我在内的知识群体中感受到一种普遍的静默。大家守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内，对公共事务表现出一种近乎默契的疏离。这种疏离并非出于无知，而更像是一种自觉的退避。前段时间，我写过一篇探讨技术领袖公共责任的随笔，但在那篇文章之后，一个更深、更具元层面的问题始终在我心头盘桓：我们，尤其是知识分子，究竟为什么要去思考并介入公共治理？我所感受到的那份不安，究竟来源于某种过时的道德执念，还是某种尚未被完全抹杀的真实责任？

我最初以为答案藏在古希腊那里。在我的普遍想象中，雅典城邦仿佛是公共参与的黄金时代，那里的知识人似乎天然拥有一种介入城邦生活的自觉。然而，当我真正去核对历史材料时，这个浪漫的预设迅速坍塌了。

伯里克利在葬礼演说中那句著名的断言——不参与公共事务的人不被视为只顾私事，而是被视为“无用”——指向的从来不是某个具有特殊知识的精英阶层，而是全体公民。雅典民主的核心机制是抽签与轮值，治理被设计成一种人人皆可经历的日常经验，甚至在普罗塔戈拉的神话隐喻中，宙斯把正义与羞耻平均分配给所有人，恰恰是因为城邦治理绝不能由少数专家垄断。更讽刺的是，古典时期最耀眼的几位思想者恰恰站在直接参政的反面：苏格拉底终其一生在公民大会上保持私人身份，自称受神谕阻拦而回避政治；柏拉图对民主政体抱有深切的敌意，数次奔赴叙拉古的政治实践以惨败收场；亚里士多德则将沉思的生活置于政治生活之上，更不用说他作为外邦人本就无权参与雅典治理。古希腊给出的并非“知识分子应当治理”的范式，而是治理拒绝被知识垄断。

推翻了古希腊的假象，我意识到自己最初所怀念的，其实根本不是西方古典公民的制度义务，那我莫名其妙的伤感怀古来自什么？我突然想到了横渠四句，中国士大夫传统中那种自我认领的担当——也就是张载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这种姿态的迷人之处在于，它不需要外部制度的授权，它是读书人自己给自己颁发的执照，将天下兴亡视作分内之事。

然而，这种强烈的身份认同在现代社会的消亡同样有迹可循。它不是某种道德滑坡，而是一场延续百余年的结构性断裂。从清末废除科举切断了士与政统的制度合流开始，读书人的目标就从“闻道”彻底转向了“掌握知识”。随后的学科专业化与现代教育的工业化，更是把大学变成了批量生产具备细分技能人才的流水线。当教育的终极目的是生产出一批能够无缝接入社会机器、即插即用（plug and play）的专业螺丝钉时，知识本身便不可避免地褪去了其原初附带的公共关怀与政治向心力。对今天的年轻人而言，知识就只是知识，谋生工具。

更残酷的历史真相在于，余英时先生曾指出，中国传统中以道抗势的“道统”，自始至终没有西方教会那样实体化的组织托底，它完完全全悬在半空中，全凭一代代读书人的人格骨气在肉身支撑。一旦科举、书院、乡绅结构这些制度附着物坍塌，这种自封的崇高感便彻底丧失了社会根基。近些年中文语境中“公知”一词的污名化过程，正是这种自我授权失去大众认账的残酷注脚。当社会开始质疑“你凭什么站在道德高地代表我们”时，横渠四句式的狂想便退化成了可疑的僭越。

推导至此，思想的滑坡并没有停止，反而将我推向了更深层的后现代虚无之中。如果形而上学的道统早已碎裂，现代性宏大叙事被利奥塔等人拆解殆尽，那么我所呼吁的这种担当，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未经反思的自恋？在反基础主义、反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下，凭什么知识分子就一定要认领公共空间的职责？如果这个职责连知识分子都不该认领，它是否还应该由其他人来认领？甚至退到最底线去问：在一个去政治化、充满解构与分众的时代，公共空间的讨论、碰撞与行动，到底是否仍是一件必要的事情？

在那个瞬间，整个问题的合理性似乎都被瓦解了。但我很快意识到，后现代的刀刃固然可以轻易砍断所有形而上学的授权，却砍不掉生活本身的严峻事实。即便我们在理论上宣布公共讨论毫无意义，公共治理的实体危机却不会因此停滞。人工算法的伦理问责、底层数据的掠夺、全球气候的异变，这些极度依赖专业认知的公共事务，并不会因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退场而自然消解；相反，当反思者因为丧失地基而陷入静默时，治理的真空会瞬间被冷酷的技术官僚、商业平台和政治巨兽全盘接管。退场并没有带来自由，只是把决定人类命运的总体性权力，拱手让给了从不自我怀疑的力量。

我们必须在后现代的废墟之上找到第三条路——一种不需要绝对地基、承认自身偶然性，却依然选择承担的介入姿态。

理查德·罗蒂给了我极大的启发。他指出团结不需要形而上学的真理来保证，语言和信念都是历史的偶然产物，但人类对残忍的厌恶、对他人苦难的敏感度，可以通过想象力去创造。汉娜·阿伦特则将公共领域描绘为一个世俗的显现空间：当人们以言行聚集在一起时，公共空间就诞生了，它不是自然存在的，也不需要上天的恩准，它就在人们彼此显现的行动中被持续筑造。从他们的视角看，知识分子不再是手握绝对真理的立法者，而成了显现空间的守护者，成了通过叙事把更多陌生人的处境纳入“我们”范畴的同路人。

这就决定了我们今天所谈论的“介入”，绝不是重构一个专家居高临下开导大众的话语等级。真正的介入，恰恰是一种平等的意愿与尝试。这种尝试与社交媒体上海量充斥的倾泻式发言有着本质的不同。海量的网络表达大多是在消费公共空间，以极低的成本确认立场、宣泄情绪、博取流量；而一种负责任的介入，则是在维护公共空间。它意味着你愿意暴露自己思考的过程，包括中途的犹疑、认知的被推翻与观点的修正，而不是端出一个不可撼动的意识形态招牌；它意味着你讨论问题不是为了自我防卫，而是真正做好了被你所探讨的问题所改变的准备。

我们必须承认，公共空间本身并非终极目的，它是一座工坊、一套工具。我们拼命守护讨论的可能，是为了能够用它来讨论那些真真切切在压迫人类、影响人类的公共现实。至于这种改造社会的意图应当落在哪一个尺度上，我并不想给出硬性规定。它可能是在 AI 技术标准的制定中发出一声刺耳的提醒，可能是在专业共同体内部拒绝配合某种欺瞒，也可能仅仅是通过诚实的写作，让一个被宏大叙事碾碎的具体个体重新获得面目。尺度的大小并不改变行动的性质，重要的是思考时是否拥有面向公共的取向。

在这一系列思绪的流转中，我一度在德性论与结果主义之间反复拉扯。我既渴望一种发自内心、不求回报的道德自律，又深知脱离了实际效用的自我感动毫无意义。然而走到最后，我发现这种矛盾或许根本不需要彻底调和。

对于私人生活，我依然愿意保留一份近乎德性的自我要求，选择以一种关切世界、不甘麻木的姿态活着；而一旦踏入公共领域，我必须彻底剥离掉形而上学的神圣光环，变成一个诚实的行动者，只看行动带来的具体后果与现实改变。我没有任何权利要求身边的其他人必须具备某种崇高的德性，但我有能力决定自己是否要在具体的议题上站出来。

没有天命加身，没有道统授权，我们也不再是代天巡狩的士大夫。然而，这千疮百孔的世界总归还是要有人去照看。如果我恰好懂点什么，我恰好还有说出真话的条件，我恰好坐在这个能被听见的位置上——那么，我便去做点什么说点什么仅此而已。

引用

如果您需要引用本文，请参考：

@article{zou2026intellectualspublicgovernance,
  title={当代知识分子是否仍有责任参与公共治理},
  author={Zou, Jiaxuan},
  journal={Jiaxuan's Blog},
  year={2026},
  url={https://jiaxuanzou0714.github.io/blog/2026/intellectuals-public-governance-responsibility/}
}